理论创新的刍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理论创新的过程。理论创新有宏观有微观、有重大有具体，这是常识。重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对中国革命或者建设事业的指导作用更大更显著。我个人认为，衡量是否属于重大创新（或者创新程度），有几条标准需要考虑：一是该理论的问题背景和实践背景，具体地说，该理论要解决的是一系列而不是个别的、凸显的而不是处于萌芽状态的问题。此外，这个问题必须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历史和国情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内特有的问题。（这里需要指出，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的思想成果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指导地位显而易见，同时，其言说和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是各个国家与民族在革命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都要先后面对的问题，问题本身及其解决思路和办法，共性较强。当然其中也有结合中国实际的修正、变通和发展）；二是该理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不是微观、具体层面的言说，而是标志着革命或建设事业战略思想或深层理念的转变，并且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三是理论性强，属于重大的理论问题原则问题，是具体问题具体观点的理论母体，且架构完整，内容系统；四是其“异端”特征（龚育之先生语），也就是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至少没有明确讲过，或者依据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不可能顺理成章地推导出来甚至被视为异端的。当然，这四条标准是为重大理论创新提供一个成果范型。创新性理论成果越是符合或接近这四条标准，那么其创新的重大性就越强。

    如果以上述标准来检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史，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属于重大理论创新的成果可否归纳为以下四个：即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著名党史学家龚育之先生在2006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的发言中，曾经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理论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我认为这一见地是深刻的，很赞成，也有共鸣。如果加上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也许更为完整。当然，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理论创新不止这些，我们所说的上述四个方面，是限定在重大的理论创新层面上。它们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理论体系中，属于核心的内容，其他的理论创新成果大多或者以之为前提或者围绕之延伸之。很明显，上述四个方面的创新理论，都是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革命或建设实践后，在挑战和问题（其中国特色和马克思主义背景十分显著）已经充分或较充分地显露出来，且关系到中国革命或建设事业能否进一步发展之际，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后，在获得了一定的方向性认识后做出的。如果没有这些理论创新，中国革命或建设的新战略思想便难以确立，一系列革命或建设的具体政策或措施便难以制定和实施。另外，就上述创新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而言，也是十分显著的。它们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不曾有的或者是不曾系统阐述过的或者是不曾从整体上看待的。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和各自之前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主要是理论出发点、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继承，具体观点上虽然也有提供理论起点的关系，但主体还是创新。一个新的理论，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总要吸收以往理论中的思想因子，特别是吸收其母体理论中的思想营养。割断历史联系，无限拔高某一理论的创新或独创性，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相反，因为吸收了以往特别是母体理论中的一些思想因素、提法、论点，就否认某一理论的创新性贡献，所谓“太阳下面无新事”，自然也不可取。新理论吸收了以往思想中的因素、观点，经过整合纳入新的体系，上升到战略高度之后，便具有了新的意义。